New strategies for targeting PD-1/PD-L1: degraders, bifunctional molecules and covalent inhibitor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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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
靶向细胞程序性死亡受体-1（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-1, PD-1）/细胞程序性死亡配体-1（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-1, PD-L1）已成为最具前景的肿瘤免疫治疗靶点之一。目前，PD-1/PD-L1单克隆抗体药物及小分子抑制剂都面临着相应的发展瓶颈，许多研究者尝试探索不同的策略以阻断PD-L1/PD-L1通路，期望改善肿瘤治疗的效果。本文总结了靶向PD-L1的降解剂、双功能分子及共价抑制剂，旨在为PD-1/PD-L1药物的开发提供有益的思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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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:
- PD-1/PD-L1 /
- 肿瘤免疫 /
- 降解剂 /
- 双功能分子 /
- 共价抑制剂
Abstract: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-1 (PD-1) / 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-1 (PD-L1) has been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targets for tumor immunotherapy. At present, both monoclonal antibody drugs and small molecule inhibitors targeting PD-1/PD-L1 are facing bottlenecks. Numerous researchers have tried to explore different strategies to block the PD-L1/PD-L1 pathway, hoping to improve the effects of tumor immunotherapy. This review focuses on the degraders, bifunctional molecules and covalent inhibitors that target PD-L1, aiming to provide inspiring ins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ti-PD-1/PD-L1 drug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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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eywords:
- PD-1/PD-L1 /
- tumor immunotherapy /
- degraders /
- bifunctional molecules /
- covalent inhibitor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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恶性肿瘤是21世纪最大的健康和发展挑战之一，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，已成为“全球头号杀手”之一。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（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, IARC）、中国国家癌症中心和美国癌症协会等多个机构统计，肿瘤的发病率和病死率正在逐年上升。根据IARC发布的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显示：2020年全球癌症新发病例1929万例，其中中国457万例，占全球23.7%，位居全球第一；全球癌症死亡病例996万例，其中中国300万例，占全球30%，也位居全球第一[1−2]。肿瘤的预防与治疗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公共医疗卫生中的研究热点。随着对肿瘤不断深入的研究，肿瘤的治疗经历了三大突破性进展，即“肿瘤治疗的三次革命”。第一次革命的放疗与化疗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，连带杀伤正常的人体细胞，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副作用。第二次革命的靶向治疗能够精准地瞄准并打击致癌蛋白，从而特异性地杀灭肿瘤细胞而对正常细胞的影响较小，但肿瘤患者在接受分子靶向治疗后的一定时间内会出现耐药性，从而影响疗效。在放化疗和靶向治疗无法战胜肿瘤的情况下，人们开始将目光转向了人体内的免疫系统，从而诞生了第三次革命的免疫治疗，相关药物的开发成为了目前抗肿瘤药物研究的主流之一[3−6]。
肿瘤免疫治疗通过激活人体自身免疫系统以对抗肿瘤，具有能够治疗多种类型肿瘤、治疗已经转移的晚期肿瘤、防止肿瘤细胞进化出耐药性从而降低复发率等优势[3,6]。作为一个热点研究领域，多种免疫治疗策略不断涌现，并且部分已表现出显著的临床疗效，包括免疫检查点阻断剂、过继细胞疗法和肿瘤疫苗等。正常生理条件下，免疫细胞能够识别并杀伤肿瘤细胞，但肿瘤细胞能够通过多种机制逃避免疫系统的监视，发生免疫逃逸，该过程中免疫检查点发挥着重要的作用[6−8]。细胞程序性死亡受体-1（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-1, PD-1）/细胞程序性死亡配体-1（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-1, PD-L1）是重要的免疫检查点共抑制分子，介导了多种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。抑制PD-1/PD-L1通路的肿瘤免疫疗法近年来发展迅速，表现出巨大的临床治疗优势和应用前景[9−10]。
PD-1是一种由288个氨基酸组成的Ⅰ型跨膜蛋白，包括膜外的IgV和IgC区域、跨膜区域和膜内区域，主要表达于多种免疫细胞，如B细胞、T细胞、自然杀伤细胞、树突状细胞和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等[11]。PD-L1作为PD-1的内源性配体也属于Ⅰ型跨膜蛋白，包括与PD-1结合的膜外IgV区域、跨膜区域和膜内区域，常常表达于多种肿瘤细胞，如黑色素瘤、结肠癌、肺癌、胰腺癌、卵巢癌等[12−13]。在正常生理条件下，PD-1/PD-L1通路的主要功能是调节免疫反应的强度至适当的水平，从而使机体能够成功地完成免疫反应，同时避免有害的影响。然而在肿瘤微环境中，肿瘤细胞表面的PD-L1与T细胞表面的PD-1相互作用，导致效应T细胞功能降低，抑制抗肿瘤免疫应答，从而使肿瘤得以生长。阻断PD-1与PD-L1的结合，能够恢复T细胞活性，增强机体杀灭肿瘤的能力（图1）。因此靶向PD-1/PD-L1的药物研究如火如荼[13−16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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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gure 1. Mechanism of inhibiting the PD-1/PD-L1 pathway in tumor immunotherapy[15]TCR: T-cell receptor; MHC: 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; PD-1: 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-1; PD-L1: 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-1目前，多款单克隆抗体类PD-1/PD-L1抑制剂已被批准用于多种肿瘤的治疗，例如，PD-1单抗pembrolizumab已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FDA）批准用于黑色素瘤、头颈部鳞状细胞癌、非小细胞肺癌、三阴性乳腺癌、膀胱癌、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等肿瘤的治疗，PD-1单抗nivolumab已被FDA批准用于尿路上皮癌、鳞状非小细胞肺癌、结直肠癌、黑色素瘤、肝癌等肿瘤的治疗，PD-L1单抗atezolizumab已被批准用于尿路上皮癌和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，此外还有camrelizumab、durvalumab、toripalimab等均已获批上市。然而，抗体类药物存在免疫相关不良反应、组织和肿瘤渗透性差、药物代谢性质差和生产成本高等问题，阻碍了其更广泛的临床应用[17−18]。小分子抑制剂有望克服抗体类药物的缺陷，近年来获得了广泛关注并发展迅速。国内外多个制药公司、研究院所、大学等机构相继报道了不同结构的小分子PD-1/PD-L1抑制剂（图2），如MAX-10181、INCB086550、BMS-202、NP-19等[19−22]。共晶结构解析阐明了小分子抑制剂的作用模式，这些化合物作用于PD-L1胞外区域的表面，诱导PD-L1发生二聚化，化合物与疏水空腔形状的二聚化PD-L1结合。二聚化后的PD-L1/PD-L1相互作用表面与PD-1/PD-L1相互作用表面高度相似，导致PD-1和PD-L1无法正常相互作用，最终阻断PD-1/PD-L1信号通路[23]。尽管PD-1/PD-L1小分子抑制剂取得了较大的进展，但与抗体类药物相比，其发展远远滞后，目前仅有少数的小分子抑制剂进入临床试验。此外肿瘤患者对PD-1/PD-L1疗法的临床响应率仅为40%[24]。除了临床响应率低，继发性耐药也严重影响了PD-1/PD-L1药物的治疗效果[25−27]。多项研究表明，联合疗法，即PD-1/PD-L1药物与其他疗法（如化疗、放疗、血管生成抑制剂、其他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、靶向药物、干扰素基因激动剂、表观遗传药物等）联合使用，表现出了优越的抗肿瘤效果以及更高的响应率。然而，联合疗法时常面临着复杂的药物-药物相互作用、药代动力学性质难以预测、不良反应大和患者依从性差等问题[14,16,24,28]。因此，许多研究者尝试寻找其他不同的策略开发靶向PD-1/PD-L1通路的药物，以改善基于PD-1/PD-L1药物的治疗效果。例如，降解剂以降解致病蛋白为作用机制，较抑制剂具有高活性、高选择性等优势；双靶向药物在有望保留联合疗法协同抗肿瘤作用机制的同时，避免上述联合疗法的弊端；共价抑制剂通过与靶蛋白形成共价键发挥作用，能够提高药物与靶蛋白的结合力及结合时间，从而具有更强的药效。本文综述了靶向PD-1/PD-L1的新策略，包括PD-L1降解剂、双功能分子和共价抑制剂，为基于PD-1/PD-L1的药物开发提供参考。
1. PD-L1降解剂
近年来，蛋白水解靶向嵌合体（proteolysis-targeting chimeras, PROTAC）技术和溶酶体靶向嵌合体（lysosome-targeting chimeras, LYTAC）技术被广泛关注，它们分别利用泛素-蛋白酶体系统和溶酶体通路降解靶蛋白，在肿瘤治疗领域表现出显著的潜力[29]。基于这两项技术，研究者报道了多种靶向PD-L1的降解剂。
2020年，本课题组根据BMS-8、BMS-1233、BMS-1198和泊马度胺的结构，首次报道了一系列靶向PD-1/PD-L1通路的PROTAC分子[30]。其中，多个化合物对PD-1/PD-L1相互作用具有明显的抑制活性。进一步Western blot分析发现偶联BMS-1198和泊马度胺的化合物P22（13，图3-A）通过溶酶体途径诱导PD-L1的降解，这与经典的PROTAC分子依赖于泛素-蛋白酶体系统的降解机制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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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gure 3. PROTACs (A, B and C) and CDTACs (D) for targeting PD-L1 degradation. The ligands of PD-L1 are shown in black; the ligands of E3 ubiquitin ligase are shown in red; the linkers are shown in blueCDTAC: Carbon-dot-based proteolysis-targeting chimeras; PD-L1: 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-1; CRBN: Cereblon2021年，Wang等[31]基于BMS-37和沙利度胺的结构，设计了一个PROTAC分子21a（14，图3-B）。Western blot分析表明化合物21a在多种肿瘤细胞（包括MC-38、Skno-1、Kasumi-1、HL-60、MCF-7、MB-49、SW-480和PC-3细胞）中都能有效诱导泛素-蛋白酶体途径的PD-L1降解。此外，在皮下移植MC-38细胞的C57BL/6小鼠模型中，静脉注射化合物21a表现出明显的抗肿瘤活性。
最近，基于不同的PD-L1配体和E3连接酶配体（CRBN、VHL、cIAP和MDM2），Liu等[32]设计了4个系列的PROTAC分子。其中，偶联BMS-37和泊马度胺的化合物BMS-37-C3（15，图3-C）表现出最强的PD-L1降解活性，降解能力依赖于泛素-蛋白酶体系统。流式细胞分析发现BMS-37-C3也降低了B16-F10和A375细胞膜上的PD-L1表达水平。此外，在T细胞和A375细胞共培养模型中，BMS-37-C3增强了T细胞对A375细胞的杀伤能力。
在PROTAC的基础上，Su等[33]通过将BMS-1166和沙利度胺偶联到碳点（carbon-dot, CD）的氨基上，设计了能够降解细胞膜PD-L1的PROTAC分子（CDTACs）（18，图3-D）。CDTACs首先与细胞膜上的PD-L1结合并通过内吞到溶酶体，然后PD-L1被降解，CDTACs则被释放。在细胞质中，CDTACs与新合成的PD-L1结合，并诱导PD-L1泛素化，最终导致PD-L1被蛋白酶体降解。
同样在PROTAC的基础上，Cotton等[34]开发了一类基于抗体的PROTAC（antibody-based PROTAC, AbTAC），其通过招募细胞膜上的E3泛素连接酶从而降解细胞膜蛋白。他们利用PD-L1抗体atezolizumab和细胞膜上的E3泛素连接酶RNF43的重组抗体，设计了一个双特异性抗体AC-1。Western blot实验表明，在MDA-MB-231细胞中，AC-1通过溶酶体和RNF43依赖的方式有效诱导PD-L1降解。此外，在HCC827和T24细胞中，AC-1也都明显诱导了PD-L1降解，表明该技术广泛的细胞适用性。
不同于典型的PROTAC，Banik等[35]开发的LYTAC（19）能够通过溶酶体途径降解细胞膜外和细胞膜蛋白（图4）。LYTAC是一种异双功能分子，包括3个部分：与靶蛋白结合的小分子或抗体、与细胞表面溶酶体靶向受体（cell-surface lysosome-targeting receptor, LTR）结合的配体以及连接二者的连接子。在LYTAC作用下，靶蛋白与LYTAC和LTR形成三元复合物，随后发生内吞和溶酶体降解。基于以上原理，Banik等[35]利用非阳离子依赖性甘露糖-6-磷酸受体（cation-independent mannose-6-phosphate receptor, CI-M6PR）作为细胞表面的LTR，将PD-L1抗体atezolizumab与CI-M6PR的配体糖多肽（glycopolypeptide）偶联，获得了靶向PD-L1的LYTAC，其在MDA-MB-231和HDLM-2细胞株中均通过溶酶体途径明显降低了细胞膜PD-L1的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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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gure 4. Mechanism of degrading PD-L1 by LYTACLYTAC: Lysosome-targeting chimeras; CI-M6PR: Cation-independent mannose-6-phosphate receptor与LYTAC相似，Zheng等[36]利用整合素促进的溶酶体降解策略（integrin-facilitated lysosomal degradation, IFLD），设计了能够降解细胞外和细胞膜蛋白的IFLD分子（20~22，图5）。IFLD分子包括靶蛋白配体、整合素配体和连接子。在IFLD分子作用下，靶蛋白与IFLD分子和整合素形成三元复合物，随后发生内吞和溶酶体降解。Zheng等[36]设计了一种环肽cRGD作为整合素αVβ3的配体，通过不同的连接子将其与BMS-8偶联，得到了3个靶向PD-L1的IFLD分子。其中，BMS-L1-RGD在MDA-MB-231细胞中表现出最强的PD-L1降解活性。此外，在移植B16-F10细胞的C57BL/6J小鼠模型中，BMS-L1-RGD显著抑制了肿瘤生长，并诱导PD-L1降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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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gure 5. Mechanism of degrading PD-L1 by IFLD moleculesIFLD: Integrin-facilitated lysosomal degradation2. 基于PD-L1的双功能分子
2.1 PD-L1/CXCL12双靶点抑制剂
趋化因子配体12（C-X-C motif chemokine ligand 12, CXCL12）是一种由基质细胞产生的重要趋化因子。CXCL12与其受体（例如CXCR4或CXCR7）结合会触发多个下游信号分子（例如PI3K、AKT、MEK/ERK等）的激活，并对趋化性、基因表达、细胞迁移和增殖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。CXCL12还可抑制T细胞浸润，在肿瘤免疫逃逸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[37−39]。因此，CXCL12已成为肿瘤免疫治疗的潜在靶点之一。此外，研究表明PD-1/PD-L1和CXCL12/CXCR4通路的双重阻断具有协同抗肿瘤的效果，能够通过解除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抑制提高卵巢癌小鼠的生存期[40]。为此，本课题组最近设计了一系列PD-L1/CXCL12双靶点抑制剂。其中，化合物CP21（23，图6）表现出最强的PD-1/PD-L1抑制活性，同时对CXCL12具有较高的亲和力。在Jurkat T/HepG2细胞共培养模型中，CP21剂量依赖地诱导了HepG2细胞死亡。在移植B16-F10细胞和CT-26细胞的小鼠模型中，CP21都表现出了显著的抗肿瘤活性[41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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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gure 6. PD-L1-based bifunctional moleculesCXCL12: C-X-C motif chemokine ligand 12; HDAC6: Histone deacetylase 6; IDO1: Indoleamine 2,3-dioxygenase 1; PARP: Poly ADP-ribose polymerase; STING: Stimulator of interferon genes2.2 PD-L1/HDAC双靶点抑制剂
组蛋白去乙酰化酶（histone deacetylase, HDAC）是表观遗传学的重要靶点之一，在细胞迁移、增殖、分化、基因调控、转录和转移等许多生理和病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[42−43]。有研究表明，HDAC6能够上调肿瘤微环境中PD-L1的表达，导致免疫逃逸。抑制或敲除HDAC6可以降低STAT3的磷酸化水平，减少肿瘤组织中PD-L1的表达，并提高肿瘤免疫治疗的应答率[44]。目前，已经有几种HDAC6抑制剂正在进行抗肿瘤的临床前或临床试验研究。然而，HDAC6抑制剂单一治疗效果有限，常与PD-1/PD-L1抗体联合使用，或设计成双靶点/多靶点药物。例如，HDAC6抑制剂（如ACY-1215和ACY-241）与PD-1抗体（如nivolumab）联合使用的疗法已进入临床研究（NCT02635061）。2021年，Bian等[45]设计了一系列的PD-L1/HDAC6双靶点抑制剂。其中，化合物Bian-10（24，图6）表现出最强的PD-1/PD-L1和HDAC6抑制活性。在移植CT26细胞的小鼠模型中，Bian-10表现出强效的抗肿瘤活性，且优于BMS202（PD-1/PD-L1抑制剂）和SAHA（HDAC抑制剂）单一治疗的效果。
2.3 PD-L1/IDO1双靶点抑制剂
吲哚胺-2,3-双加氧酶1（indoleamine 2,3-dioxygenase 1, IDO1）能够将色氨酸转化为犬尿氨酸，而色氨酸的耗竭和犬尿氨酸的聚积能够诱导T细胞失活，抑制免疫系统，因此IDO1已被证明为肿瘤免疫治疗的潜在靶点[46]。同时抑制IDO1和阻断PD-1/PD-L1通路能够提高抗肿瘤免疫效果[47−48]。2021年，Feng等[49]通过利用可裂解的二硫键连接子设计合成了一系列PD-L1/IDO1双靶向小分子前药。在肿瘤微环境或肿瘤细胞内，这些前药的二硫键断裂，释放出PD-L1抑制剂和IDO1抑制剂，因此有望在实现协同抗肿瘤作用的同时，有效降低药物的靶点副作用。在移植CT26细胞的小鼠模型中，化合物Feng-1（25，图6）有效抑制了肿瘤生长，并且优于单独使用PD-L1抑制剂或IDO1抑制剂的组别。机制研究发现，当小鼠接受化合物Feng-1治疗时，脾脏内调节性T细胞（CD4+CD25+Foxp3+）数量减少，表明双靶点化合物Feng-1可通过抑制IDO1活性有效地抑制调节性T细胞的产生。
2.4 PD-L1/PARP双靶点抑制剂
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，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（poly ADP-ribose polymerase, PARP）抑制剂和PD-1/PD-L1抑制剂联合使用比单药治疗具有更好的抗肿瘤效果，机制研究表明，PARP抑制剂通过失活GSK3β上调PD-L1，导致肿瘤细胞发生免疫逃逸[50]。目前，多个联合使用PD-1/PD-L1抗体（如tislelizumab、durvalumab）和PARP抑制剂（如BGB-290、olaparib、niraparib）的疗法已进入了临床研究（NCT02660034、NCT02484404、NCT02657889）。此外，Ofori等[51]设计了PD-L1/PARP双靶点抑制剂（26，图6），在MDA-MB-231细胞中都显著诱导了PD-L1的降解。与PARP抑制剂和PD-L1抑制剂单靶点药物相比，这些双靶点抑制剂对多种肿瘤细胞都表现出更强的抗增殖活性。
2.5 PD-L1/tubulin双靶点抑制剂
微管由α-微管蛋白（tubulin）和β-tubulin组成，已被确定为一个有效的肿瘤治疗靶点。研究表明，微管在机体免疫反应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联合使用tubulin抑制剂和PD-1/PD-L1抗体，可以通过增加肿瘤的抗原呈递和增强效应T细胞的浸润实现协同的抗肿瘤作用[52−53]。2020年，本课题组设计了一系列combretastatin A-4（CA-4）的衍生物作为PD-L1/tubulin双靶点抑制剂[54]。其中，TP5（27，图6）对多种肿瘤细胞（HepG2、MC38，等）都表现出了最强的抗增殖活性。机制研究证明了TP5能够有效抑制tubulin聚合，抑制HepG2细胞的迁移和集落形成，诱导凋亡并阻滞细胞周期在G2/M期。此外，TP5具有中度的抗PD-1/PD-L1活性。在移植B16-F10细胞的人源化PD-1 C57BL/6J-Pdcd em1(hPDCD1)/Smoc小鼠模型中，TP5有效抑制了肿瘤生长。
2.6 PD-L1/STING双靶向分子
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（stimulator of interferon genes, STING）是一种重要的信号适配分子，能够通过响应与组织或细胞损伤相关的某些危险信号，对抗感染威胁[55]。研究发现在肿瘤微环境中，cGAS-STING通路的激活能够诱导免疫细胞如自然杀伤细胞（NK细胞）和T细胞浸润，从而产生抗肿瘤反应，抑制肿瘤进展。因此，STING已成为先天免疫系统中一个令人关注的靶点。STING激动剂具有作为肿瘤免疫治疗药物的潜力，可作为肿瘤疫苗佐剂，也可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（如抗CTLA-4免疫疗法、抗PD-L1免疫疗法或CAR-T细胞疗法）联用以进一步提高其治疗效果[14,55−56]。最近，Incyte公司公开了一系列PD-L1/STING双靶向化合物用于免疫治疗[57]。这些化合物由3部分组成：结合到细胞表面PD-L1并诱导PD-L1内化的PD-L1抑制剂部分，活化STING的STING激动剂部分和肽类模拟连接基团（28，图6）。机制研究表明，PD-L1抑制剂部分不仅可以阻断PD-1/PD-L1的相互作用，还可以在靶细胞群内诱导PD-L1内化。这个内化过程又可以选择性地将STING激动剂递送到表达PD-L1的细胞，从而实现对肿瘤的双重靶向作用。STING激动剂的一个主要不良反应是引发细胞因子风暴的发生，而PD-L1/STING双靶向分子可将STING激动剂特异性靶向肿瘤微环境，从而避免全身性毒性。
3. PD-L1共价抑制剂
共价药物通过共价键与靶蛋白结合，与传统药物的非共价相互作用相比，具有多种更加理想的药物特性，如增加的生化效率和效力、延长的作用时间、减少给药剂量和给药频率、完全失活靶点并有可能抑制难以成药的靶点。2020年，Li等[58]通过遗传密码扩增，将一个潜在的生物反应性氨基酸氟硫酸盐-L-酪氨酸（FSY）融合到PD-1中，利用接近激活反应疗法（proximity-enabled reactive therapeutics, PERx）,设计了一个靶向PD-L1的共价分子。只有当PD-1与PD-L1相互靠近时，FSY才与PD-L1的His69发生共价结合，从而阻断PD-1与PD-L1的结合。体外实验中，FSY提高了T细胞活化水平。体内研究表明FSY具有显著的抗肿瘤活性。
4. 总结与展望
靶向PD-1/PD-L1通路的免疫疗法已被证明是一种治疗肿瘤的有效策略，吸引着持续的研究兴趣。其中，抑制PD-1/PD-L1相互作用的抗体药物已表现出临床疗效，但固有缺陷阻碍了其进一步的发展。小分子药物有望克服抗体药物的缺陷，但其发展滞后。现在的PD-1/PD-L1小分子抑制剂的药代动力学性质普遍较差，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分子的疏水性较高所致。此外，PD-1/PD-L1的结合界面较为平坦和疏水，这也给小分子药物的开发增加了难度。因此，利用不同的策略开发靶向PD-1/PD-L1通路的各种药物尤为重要。
PD-L1降解剂首先与PD-L1结合，然后通过泛素-蛋白酶体系统或溶酶体途径降解PD-L1。理论上，PROTAC用于降解细胞内蛋白，但PD-L1是从细胞质到细胞膜不断循环和更新的，因此仍然有必要开发靶向PD-L1的PROTAC分子。此外，设计结合PD-L1细胞内区域的分子将有可能实现利用PROTAC降解细胞膜上的PD-L1。与PROTAC不同，LYTAC和IFLD策略通过利用细胞膜上的转运蛋白降解了细胞膜PD-L1。探索更多的转运蛋白及其配体将加速相关技术的发展。诱导PD-L1内化并降解的小分子抑制剂仍处于早期研发阶段，尚缺乏有效的设计策略。基于PD-L1的双功能分子通过同时靶向相关的肿瘤信号分子，有望通过协同作用提高抗肿瘤效果，但如何巧妙地设计化合物以实现双靶点作用是一大挑战。目前仅有复星医药的PD-L1/FGFR双靶向小分子抑制剂进入临床试验，仍需要更多的机制研究、药效评价及安全性评估等以加速基于PD-L1的双功能分子的研究。另外，PD-L1共价抑制剂有望提高化合物与PD-L1的结合力，延长作用时间，但目前相关的研究报道较少。总的来说，开发不同的策略靶向PD-1/PD-L1通路是目前该领域研究中的热点，有望提高肿瘤免疫治疗的效果，给肿瘤患者带来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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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gure 1. Mechanism of inhibiting the PD-1/PD-L1 pathway in tumor immunotherapy[15]
TCR: T-cell receptor; MHC: 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; PD-1: 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-1; PD-L1: 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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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gure 3. PROTACs (A, B and C) and CDTACs (D) for targeting PD-L1 degradation. The ligands of PD-L1 are shown in black; the ligands of E3 ubiquitin ligase are shown in red; the linkers are shown in blue
CDTAC: Carbon-dot-based proteolysis-targeting chimeras; PD-L1: 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-1; CRBN: Cerebl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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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gure 4. Mechanism of degrading PD-L1 by LYTAC
LYTAC: Lysosome-targeting chimeras; CI-M6PR: Cation-independent mannose-6-phosphate recepto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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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gure 5. Mechanism of degrading PD-L1 by IFLD molecules
IFLD: Integrin-facilitated lysosomal degrada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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